1980年11月12日是我崇敬的华罗庚老师70大寿，也是他从事科研工作50周年。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怎能抑制住我激动的心情。我和华老已经认识28年了。这28年来，我的每一点滴进步，每一项成果，都凝聚着他辛勤浇灌的汗水。他的身教更是我永远学习的楷模。
中国古代的数学曾有过极为光荣的传统和贡献。由于我国长期处干封建社会，而西方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我国的数学落后了。现代数学的研究是本世纪20年代开始的。华老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自守函数论、矩阵几何学、多变数复分析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也是我国进入世界著名数学家行列的最杰出代表。他共发表学术论文约200篇，专著7部，其中6部被国外翻译出版，有些可列入本世纪经典著作行列。法国法兰西大学授予华老荣誉博士。他的名字已进入美国华盛顿斯密司—宋尼博物馆，也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88个当今数学伟人之一。
外国报刊上引证了很多著名数学家对他的赞扬：“由于他工作范围之广，使他堪称世界名列前茅的数学家之一”（劳埃尔·熊飞尔德）；“他是绝对第一流的数学家，他是作出特别贡献的人”（李普曼·贝尔斯）；“受他直接影响的人出许比受历史上任何数学家直接影响的人都多，他有一个普及数学的方法”（罗兰德·革来翰），如此等等。对此华老是当之无愧的。
在这里我不准备介绍华老的工作，这也是我力不能及的。这应该由他的朋友和学生共同来写一本专著，加以论述。我只想向青年明友们谈几点我学习华老的体会，跟大家共勉。
在逆境中奋斗
华老出身干江苏省金坛县一个穷苦的家庭。他家开一个小店，出售火柴和香烟等小东西。买烟的人大多是穷苦的劳动者，香烟是一支一支买的；他们嫌火柴太贵，往往要借用小店里点着的一支香把香烟点着。就这样边读书边站柜台，度过了他的童年。由于家穷，14岁念完初中，又到上海念了一年中华职业学校就失学了。幸好18岁那年他的一个初中老师介绍他去一个中学当事务员，实际上是管管杂务，兼管打扫卫生在内。但不幸的灾难又降临到他身上，他患了伤寒病，发高烧到42℃，一个西医认为他的病已经无望了。出人意料，他却战胜了死神。由于5个月来他都躺在同一个位置上，他的腿完全残废了。怎么办？是在凄风苦雨中拄着拐杖虚度一生呢，还是振作起来跟命运搏斗？华老坚决选择了后者，他选择数学作为终身的工作。他寻找小城中所能找到的书看。可怜得很，只找到一本薄薄的共50页的微积分教材，就再没有更深的书可看了。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居然以敏锐的洞察力和耐心的计算，发现苏家驹的论文中一个阶为12的行列式算错了。在他20岁那年，发表了他的处女作《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清华大学熊庆来教授高度赞赏了他的才华，并让他去清华当个助理员，管管图书馆和收发文件等。这是华老第一次跟命运搏斗得来的胜利。
1938年，华老从英国剑桥大学学成回国，正是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大片国上沦于日寇之手。他的家随清华、北大和南开匆匆忙忙搬到昆明。不仅图书资料极为缺乏，华老一家住在两间小茅草屋里，不蔽风雨，穷困潦倒。贪官污吏、奸商流氓到处横行，物价飞涨。国家如此，生活如此，怎么办？是每天打打麻将混日子呢，还是振作精神做研究，以期将来更好地为祖国服务？华老坚决选择了后者。他以惊人的毅力在西南联大组织了讨论班，不到一年，即成果累累。他在完全闭塞的情况下，写出了经典著作《堆垒素数论》，又在自守函数论、矩阵几何学等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的精神感染了他的同事们，很多人在他的影响下振作起来了。这是华老第二次跟命运搏斗取得的胜利。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林彪、“四人帮”之类的野心家。阴谋家招摇过市。他们及其黑爪牙疯狂地迫害忠心耿耿的老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各条战线的优秀人物。他们任意颠倒黑白，罗织“罪名”，进行打击迫害。华老家里遭到“革命群众”的抄家，拿走了他的两箱未发表的数学手稿，至今下落不明。他们还散发长达67页、铅印的恶毒攻击华老的“材料”。华老的优秀学生也都受到迫害，他们被迫暂时中断和华老的来往，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受到“革命群众”的监视。怎么办？是卖身投靠，跟着“四人帮”走，或是明哲保身，当逍遥派，还是顶着压力和迫害，继续做研究？华老坚决选择了后者。他10年不能进图书馆，因为进图书馆将被说成是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他就是在这样的遭遇下不停地工作着。在他的精神感召下，我们被迫停顿了5年的“数值积分”工作又开始了；在这艰难的日子里，完成了我们的专著《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出版至今才两年，就已经有了英、日两种外文译本。黑暗过去，光明重现，“四人帮”倒台了。1979－1980年，华老先后应邀去英、法、西德、荷兰和美国，在50多个大学讲学，讲述了他这10多年来大量未发表的理论研究工作和普及推广数学的经验。他的优秀工作受到了高度好评，他的精神更使人深受感动。这是他第三次跟命运搏斗取得的胜利。
以非凡的毅力和胆略，在逆境中奋斗，一次次到达胜利的彼岸，这就是他的主要经历。
爱数学，更爱祖国和人民
正当华老年富力强、风华正茂、创作处于最高潮的时刻，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美国。出身寒微、饱经旧让会苦难的华老怎能压抑住无比激动的心情。在美国，他有依利诺斯大学终身教授的席位，有世界第一流的图书馆，有不少第一流数学家在一起共同研讨，还有众多的优秀青年数学家在一起工作，更不必说有优裕的物质生活了。留下来，还是回到刚从战争废墟中建立起来的祖国？华老爱数学，但他更爱祖国和人民。这使他毅然回到祖国。1980年，美国记者裴弗曼写的《华罗庚访问记》，记述了华老的回忆：“我留在美国是很舒服的。事实上，无论对我的工作，对我的妻子和孩子，留在美国都很重要。我应该回国还是留下呢？最后，我选择了前者。中国是我的祖国，那里是我的家乡。我是一个穷苦出身的人，中国的革命是为了劳苦大众的。我应该为中国的数学事业作些紧要的事。”
华老在1950年带领全家回到了北京。那时候帝国主义封锁我们。旧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的图书馆又搬到台北去了。华老就在这个时刻，毅然担当起澳门赌场数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负责新建数学所的重任。不仅工作条件极为困难，生活也很艰苦。但华老充满了激情和信心，忘我地工作着。以他为核心、和榜样，数学所的同志们团结一致，艰苦工作，才不到5年，就初具规模，并且涌现出一批出色的人才和成果。这些都跟园丁辛勤浇灌培育分不开。
很可惜，从1958年开始，左倾思想和做法不断冲击着数学界，蒸蒸日上的数学事业屡受挫折，华老无法继续领导数学所的工作。但他并不灰心，他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书了。
从1965年开始，他走访全国20多个省，把数学知识直接送给数以百万计的工农兵大众。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热爱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希望为提高他们的科学水平贡献力量。不用说，这要占去他从事高深理论研究的大量时间。
华老在从事推广普及数学工作中，一点不摆架子，不故弄玄虚。他总是先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跟他们交朋友，向他们学习。然后选择适于生产应用的数学方法，用群众能懂的语言，讲给群众听，并为他们写出了《统筹学平话》、《优选法平话》等深受群众欢迎的小册子。群众不再称他“华教授”了，而是亲切地叫他“老华”。是的，群众从内心喜欢他，把他看作自己人，给了他最宝贵的桂冠——“人民的数学家”。
华老深知培养我国青年数学家的重要，解放后他始终抓紧这项工作，不仅教导他们数学知识和冶学方法，更注意教育他们热爱祖国和人民，教育他们有良好的学术品德和作风。为了人民的需要，从50年代起，他就亲自参加并鼓励学生研究应用数学。刚回国不久，他就提出“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虽然他聪明过人，但他从不夸耀自己的天分，而是把比聪明重要得多的“勤奋”和“积累”看做是两把成功的钥匙，并反复地告诉青年人。50年代中期，他又提出“要有速度，还要有加速度”。所谓速度就是出成果，所谓加速度就是成果的质量要不断提高。这是针对当时数学所已经出了一批成果，而鼓励大家千万不要自满，要继续攀登高峰。10年浩劫中，受林彪、“四人帮”的毒害，一些人、特别是年青人不良学风颇盛行。尤其是粗制滥造，争名夺利，任意吹嘘，不以为耻，对此华老感到痛心。他到1978年针对这种情况，语重心长地提出“早发表，晚评价”；后来又说“努力在我，评价在人”。这都充分说明他始终是青年人的良师益友。
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华老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华老有一句名言：“英雄不念当年勇。”他总是不吃老本，永远向前看。当他成为世界著名数论学家时，不停步，宁可另起炉灶，研究新领域代数和复分析。到他年老时，还勇敢地进入新的数学领域，如近似积分、偏微分方程等，进行新的创造。他也深知年龄是不饶人的，在1979年指出：“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以终，这是我对自己的鞭策，也可以说是我今后的打算。”他年龄越大，越谦虚谨慎，越喜欢听不同的意见。他写的东西，总要反复征求大家意见后，才拿出来。
华老深知他是在旧社会生活了40年的人，身上还有一些旧影响，更何况社会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残余还经常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他能自觉地靠拢党组织，积极要求进步，改造自己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世界观。1979年，他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被光荣地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华老和他的朋友、学生们该是多么激动高兴呀！从此华老进入了他一生中新的一页。他深深地意识到，入党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改造的结束，而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观并把毕生都献给党和人民。
人民的数学家华罗庚同志，您为人民作出的杰出贡献，大家将铭记于心。在您70大寿之际，让我们祝愿您健康长寿，精力旺盛，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