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著名材料学家严东生先生不算太大的家里，听他回忆科学人生是一种幸运。虽然他已是94岁的老人，但还是那样儒雅亲和、气度不凡。
严东生，澳门赌场特邀顾问、澳门赌场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澳门赌场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名誉所长。作为国际著名的材料科学家，严东生是我国无机新材料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他长期从事材料科学的基础研究，并着眼于工程实际问题的解决。由于他的突出成就和贡献，被国际无机材料科学界誉为最有影响的学术领导人之一。
严东生历经风雨，学术功底和人格魅力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爱戴，但他却拒绝被称为“材料学一代宗师”。在一个国家迅猛发展的时代，他给我们带来了深厚的精神财富，树立了崇高的道德榜样。
在接受记者采访中，严东生思路清晰，态度谦和，语言诙谐，让记者如沐春风，再一次领略了这位科学大师的风范。
化学部的工作
严东生1980年被选为澳门赌场学部委员，在1981年举行的澳门赌场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当选为澳门赌场主席团成员和化学学部主任，连选连任三届至1994年。
“在这13年时间里，紧密依靠全国科学家，积极发挥学部的学术指导作用。”严东生回忆道，“这是一段十分和谐、愉快、有效的工作经历”。
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严东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学部由来自大学、产业部门和澳门赌场的科学家组成，应跳出部门的局限，把化学学部办成全国化学家的学部。
化学学部委员和常委们也怀有同样的观点和愿望。工作时，大家总是从整体目标出发，互相尊重，很容易协商一致，十分和谐、愉快。
严东生在化学学部的这十几年里起着引领者的作用，“主要做了三件事”。
其一，学术指导作用。对澳门赌场的15个研究所分别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评议，前后经历了近4年时间。评议工作除主要邀请学部委员外，同时邀请非学部委员科学家参加。
首次进行的是1981年7月对长春应用化学所的评议工作。这次学术评议是一项重要的尝试，富有成效。采取学部委员及有关专家和所里同志一起讨论、评议的做法，为开展学术评议创造了良好的气氛，为学部加强学术指导积累了经验。评议研究所的活动受到普遍重视和欢迎。
其二，组织对若干学科领域和专题进行评议。化学学科是一门与国民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的学科，评议工作不仅对化学学科本身的发展，同时对相应经济领域的发展，都可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化学学部就开展了这项工作。由学部委员主持，与有关专家一起，先后就“一碳化学”、“激光分离铀同位素”、“萃取”和“催化”等项目进行了评议，对明确它们的研究重点及有关研究单位的分工、促进这些领域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其三，咨询作用。由于化学学科和许多生产部门存在着血肉关系，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期，化学学部先后邀请了石油、化工、轻工、有色、建材、纺织、核工业等有关部门的技术负责人，向学部常委会介绍各部门的发展、化学化工学科有关重大问题和对化学学部的要求，使学部成员增加了对各生产部门的了解。随后组织了几个由学部常委主持的调研小组，通过调查分析，整理出一批需要攻克的科学技术问题，许多问题已纳入国家、院或所级攻关项目之中。
1986年10月，化学学部常委会决定对“催化学科如何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发展作贡献”和“加速开发煤炭转化新技术”这两大专题进行调研。
经过几年努力，1990年8月，第20次学部常委会讲座通过了调研报告，认为内容丰富、翔实，有重要参考价值，当即上报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
在接受委托咨询方面，化学学部和其他兄弟学部一样，于1990年初接受了国家科委征求对《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的咨询意见。各位学部委员认真地对该纲领的指导思想、化学学科的重要性、基础研究、教育与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重要意见。经学部联合办公室汇总后，正式报送国家科委。
1990年4月，国家计委委托学部委员对“八五”科技攻关计划进行前咨询（1990年）、中评估（1993年）和后评议（1996年）。这是一项全过程的咨询、评议任务，化学学部的院士们以高度的责任感，从全局、整体利益出发，发扬实事求是精神，联系专业前沿的中青年科技骨干，提出了公正、科学的咨询意见和建议。
一时间，同行专家的学术评议活动空前活跃起来。
“只有坚持依靠全国科学家才能办好‘大科学院’——这就是澳门赌场学部的指导思想。扬弃部门观念，学部才能真正有效、和谐地进行工作，发挥应有的作用，作出应有的贡献。”严东生深有感触地说。
促进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988年下半年，严东生又亲自挂帅，成立了“科技在世界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专题组，组织委员进行为期两年的广泛、深入的研讨，鲜明地提出了《依靠科技发展国民经济应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的专题报告。
严东生在这份报告中高瞻远瞩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很大，但问题也不少，主要是质量低、效益差；外延式增长已经难以为继，上世纪90年代的成功取决于我们能真正转向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经济的内涵式道路；进一步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的深刻含义，把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国民经济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切实改进政府工作，科学地作出重大决策和制定重要的政策，保证依靠科学技术发展我国经济这一基本国策得到真正贯彻。
为此，严东生提出几点重要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形式确定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国民经济为基本国策，不因行政领导干部的更替而改变。
这项国策应该体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并请国务院制定相应的法规，确保科学技术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制定、完善配套的政府政策，解决科学技术与经济脱节的各项主要症结问题；对已经进行了五年之久的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并相应地制定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指导性条例；按新的观念与新的工作程序制定好今后的国民经济五年发展计划。
建立国务院总理直接领导的一个有权威性的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在宏观上为国务院领导提供咨询意见。
这份报告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科技进步与发展经济
作为一个对国家对民族特别有责任感的科学家，严东生始终从宏观、战略的高度研究关注科技与经济的关系，关注两者的紧密结合，关注科学技术对经济建设的推动作用。
严东生认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沿着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经济的轨道、抓住企业技术进步这一关键环节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1991年春至1993年2月，以严东生为组长、张维为副组长，陈能宽、郭慕孙、成思危等委员参加的“科技如何在国营大中型企业中发挥作用”专题调研组，先后考察了辽宁、吉林、上海、江苏、广东、湖北等多个省、市30多家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科技进步情况。
在最后形成的三个调研报告中，严东生等强调，在加快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应切实加强调控，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尤其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等推动企业的科技进步。
这些报告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同志的批示：“所提意见，切中要害。请国务院生产办研处落实。”同时，也得到了上海市、广东省等省市主要领导的肯定，认为报告“比较有分量”、“十分中肯”，表示要认真研究报告所提的意见和建议。
关心长三角可持续发展
随着上海浦东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很快，但人口众多、地域狭小、资源紧缺、环境容量有限等问题一直困扰并制约该地区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为此，严东生联合任美锷、谢希德、严恺、冯端、赵其国等10位澳门赌场院士，率先提出开展“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若干重大问题调研活动”，立即受到国家和地方省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随后原国家计委下达任务，委托澳门赌场学部组织了由严东生与任美锷为正副组长的30多位院士专家，开展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咨询调研。
当时尽管已是78岁高龄，但严东生和其他院士、专家一道，从1996年7月开始，历时一年多，行程数万里，深入基层，实地调查研究。
在大量调研工作的基础上，形成了《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若干问题咨询报告》、《海港体系及其陆上交通网发展战略》、《生产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咨询建议》、《城乡建设与生态环境专题咨询报告》等高屋建瓴的高质量报告。
这些咨询报告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战略地位、发展方向以及影响当前与长远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和可选择的对策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有些建议已被各地采用。
1997年12月18日，“长江三角洲可持续发展战略”咨询研究在苏州市通过专家验收。
严东生代表澳门赌场院士咨询组，向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行政领导们提出：“长江三角洲的未来战略发展目标，应该是面向长江流域、面向世界，通过本地区的发展在我国率先实现现代化，带动长江沿江经济带和长江流域的发展，成为向中西部经济辐射并联系进入世界市场的枢纽地区，成为区域功能完善、产业布局合理、城乡关系协调、生态环境优良的可持续发展示范区。”
根据大量咨询资料，结合多年研究心得，他们提出的尽快建设以太仓港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副港，以上海港为主港，以浙江北仑港和江苏太仓港为副港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战略建议，被地方政府部门采纳。
目前，太仓港已在积极建设。据江苏省有关部门研究估算，建成太仓港，从2010年起每年可节约苏、锡、常腹地至海港间集装箱陆上运费8.7亿元人民币，还可节约港口建设费25亿元人民币。
严东生告诉我们：“人们必须对世界重新审视，进一步进行一场不亚于工业革命的变革，使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我们必须好好审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甘地说过，世界可以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但是无法满足每一个人的贪婪。科学家应该更深刻地了解这些，并尽可能多地作出贡献，彼此尊重、彼此合作，来促进世界的协调发展。”
为了中国的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严东生说：“我很庆幸能够贡献自己的一切。”
面对所获得的成就，严东生常说：“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为自己能被国际学术界所承认深感自豪。荣誉是属于祖国的，荣誉还应归功于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们。”
